聖經與神學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在華人教會，「新觀派」一直不太受歡迎，評價毀多於譽。究竟「新觀派」是什麼東西？「保羅新觀」與我們的信仰經驗，又有什麼關係？今天就讓我用「我是好有猶太文化的基督徒」的角度，去演繹一下這個保羅。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進入輔導室之前，我意識到有件事情讓我感到很憤怒，但我內心又有很強烈的矛盾，不斷否定自己的情緒。我大概認為自己不應該生氣，生氣是錯的。在輔導的傾談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成長原來一直在「期望」和「失望」兩個極端遊走。我會形容自己情感太豐富，對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著期望和忠誠，可惜這些關係最終帶給我失望和挫敗。我對事物都很有理想，也有一定的要求，我試過不斷努力追求，但很多時都是徒勞無功。很多很多的不滿足，令我活得不快樂。歸根究底，害我在期望與失望中不斷徘迴的始作俑者，是我 –– 我裡面太有情感。若不是我太有情感，對很多人和事滿有期望，就不至於失望吧？不得不承認，我這個人頗討厭...

敘事神學之特別可歸因一個字：「敘」。現代主義及中古世紀的神學框架，否定故事及比喻在理解真理上的角色，將它們貶抑成一種「裝飾工具」。人只是裝載上帝教義的Hard disk (被動接收者)，講道或查經講的故事或例子，就只是一種 Rhetorical 的潤飾。「敘」既是出於人，當我們明白了那個「柏拉圖背後」的真理命題後，我們就可以扔掉那個故事或比喻。這種聖經學習模式跟兒童主日學及初信栽培是絕配，因我們都想找一個transferable concept，方便「帶走」及應用。 活在今天這個沒有一個大台，只有無數記者的世代，我們必須更新敘事在我們生命裡的角色。純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框架有一個危險，就是漠視了神子民在領受啟示時的積極角色，「鏟平」了聖經裡種種信仰傳統的革新與爭議，忽視了周遭社群對同一事件可以有著截然不同敘述，削掉聖經裡神子民所面對的張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字架這個符號的意義。

筆者以「敘述者」的角度回顧、篩選並串連這些片段，構成一個蒙召的故事。 在敘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上帝也在與筆者對話，逐一啟示祂在每一個事件中所隱含的意義。故此筆者認為，信仰並非抽空的信條或教義，也有其經驗的內涵，而這 些內涵正正來自上帝的主權底下，我們所經歷並敘述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 建立自身與上帝關係，從而詮釋我們的身分，以及生命的意義....

要知道保羅正在怎樣演繹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政治效忠」範式，我們要進入第二個解釋這字的角度：「軍事對抗性」(military resistance)。為此，我們要分析一下 腓三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πολίτευμα)」」的詮釋框架。籠統地說，起碼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軍事領土防禦」，第二種是「做個優質好公民」。

要知道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第三個意義來源，我們必須認識猶太人在兩約之間，是一直如何使用這個字。打開《七十士譯本》，我們就會發現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不單關乎另類的生活方式，或效忠城市憲章的公民意識。根據猶太人的傳統，πολιτεύομαι 更是一個具有「神權政治」 (theo-political connotation) 內涵，結合天與地的見證行為 (act of testimony)。始自主前第二世紀，每逢遭受外敵的侵犯，猶太人就常用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表達他們在逆境中，仍舊決意堅守摩西律法，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當外敵視他們的忠誠為自討苦吃，是「信得太迷」；個別的猶太人卻不退縮，並以此為他們的「以色列群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 of Israel)。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置身這時代，人會更多反思古時邪惡時代的意義，尋問解讀當前罪惡的法則。就在主前第四世紀末，猶太人再一次走過痛苦的政權爭逐時代。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部將為了奪取權力，便觸發了多次的内戰 (The Wars of the Diadochi, 323-302 BC)。就在這廿一年之間，血腥戰爭不斷發生，巴勒斯坦一帶就至少七次易主。生於那邪惡的時代，一班猶太「天啟作者」 (apocalyptists) 就從遠古《創世紀》第六章的洪水故事找到靈感，「鑑古知今」，寫成典外文獻《以諾一書》的第一卷：《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重新演繹 (Re-mix) 洪水的故事。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

作者：Jennifer 在整個敘事神學的課堂學習中，讓我最大感受及反思的地方是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及人在其中的改變。我認同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故事，而每個生命故事又是由多個故事搭建，在生命中就有如很多個資料夾一樣的故事，好好的安放在人生命中不同的時間點。這些故事或許有殘缺，或許長期在生命中置頂。無論故事如何發展，也是作為人很獨特的故事，也是構成「人」不可或缺的部份。 對於擁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或許信仰就是我們生命故事的中轉站。在這個中轉站中，我們會發現生命中的故事不是偶爾發生和出現，而是有上帝的故事默默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