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在上個世代，人人仿佛都講同一份歷史。歷史就如一本置身於我們眼前的 National Geographic。同樣，上一代的敘事文學傳統，偏重以二元結構 (binary structure) 的前設去說明 (describe) 意義產生的邏輯。這些學者 (例如 A.J. Greimas, Vladimir Propp) 擅於用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框架去解讀故事。例如所有故事都有6個行動者 (actants)，7種角色 (roles)，31 個功能 (functions)。藉著這些類別，我們學懂了如何理解故事背後的編碼方式。故事既是如此客觀，你與我的歷史自然近乎一樣。

敘事神學之特別可歸因一個字：「敘」。現代主義及中古世紀的神學框架，否定故事及比喻在理解真理上的角色，將它們貶抑成一種「裝飾工具」。人只是裝載上帝教義的Hard disk (被動接收者)，講道或查經講的故事或例子，就只是一種 Rhetorical 的潤飾。「敘」既是出於人，當我們明白了那個「柏拉圖背後」的真理命題後，我們就可以扔掉那個故事或比喻。這種聖經學習模式跟兒童主日學及初信栽培是絕配，因我們都想找一個transferable concept，方便「帶走」及應用。 活在今天這個沒有一個大台，只有無數記者的世代，我們必須更新敘事在我們生命裡的角色。純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框架有一個危險，就是漠視了神子民在領受啟示時的積極角色，「鏟平」了聖經裡種種信仰傳統的革新與爭議，忽視了周遭社群對同一事件可以有著截然不同敘述，削掉聖經裡神子民所面對的張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字架這個符號的意義。

耶穌十架的故事，不單得不到羅馬人的欣賞，聽在大部份以色列人的耳中，亦是吃力不討好。以色列人於第二聖殿時期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可以說是錯綜複雜，恩怨情仇，千絲萬縷。亡國幾百年後，馬加比王朝的復國雖曾帶來盼望，但及後的內戰、政治與宗教權力的混雜，派系之間不斷的鬥爭及仇恨，都叫以色列人再次陷入迷失...

為了堅守自己與上帝的關係，《聖經》裡的詩人常常要面對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在詩42:3，一位「流亡異鄉者」就這樣禱告：「我 [或譯人] 終日不斷地譏笑我說：『你的上帝在哪裡？』我便晝夜不住地流眼淚當飯吃。」

引言 在加拉太書四章21節至五章1節的論述中，為了回擊敵對者的謊言，保羅引用了不少篇幅的舊約內容，來論證福音與律法的關係。本文將利用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 (Paul Ricoeur) 的敘事理論，著重探討保羅在四章21節至五章1節的詮釋。這段中，保羅接連用了創世記撒拉和夏甲的故事，以及以賽亞書五十四章1節的內容。因此，本文將先分析其中涉及的以色列故事，再進一步探討保羅是如何在加拉太處境下，融合了基督的故事、自己的故事進行故事疊故事的新詮釋。最後，結合利科的三重模擬，嘗試分析藉著這段舊故事的新表達，保羅要向加拉太群體傳遞的價值認同。 研究方法簡介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use the narrative approach to find out how would Paul derive the notion of...

腓立比書是一卷充滿爭拗味道的書信。保羅寫此書，就是因他與其他基督跟隨者，就他被羅馬政權收監，有著南轅北轍的見證 (witness)。Πολιτεύομαι 之所以值得花那麼多篇幅去解釋，正是因為這字見證了神子民在政局不穩的狀態下，如何辨識上主的引導。

羅馬書八章19-22節的天啟詮譯 1. 引言 本文將選取三份關於以天啟角度來詮釋羅馬書八章19-22節的文章作出分析、比較及評論，從而再對照以往傳統的解讀，強調當中的不同之處，嘗試發掘其中的洞見及啟迪。雖然這三篇文章都視羅馬書八章19-22節為有著天啟思想的經文，但每篇也都擁有其獨特的視角及研究進路，以至對羅馬書八章19-22節有不同的理解。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故事講述主角Leonard，因撞破歹徒入屋行劫，雙方搏鬥間撞傷頭部，醒來驚覺太太被先姦後殺，自己亦患上非常特殊的失憶症，就是無法再建立長期記憶，所有新事物只能在意識裡面停留十數分鐘，若不寫下來、拍下來，轉眼就會忘記。面對這麼嚴重的障礙，本應只能長期住院，但Leonard一心要找出真兇，於是踏上尋仇報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