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在腓立比書同時包含三方面的意味。第一是政治效忠性 (political allegiance)，第二是軍事對抗性 (military resistance)，第三是神學辨識性 (theological discernment)。前二屬於希羅視角，第三則屬猶太。三者環環相扣，在「語意互動」(semantic interaction) 中共同創出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

非常感恩能與另外四位學者一同得到這個獎。與大家分享當天的片段。 https://youtu.be/QL8ShVK9xH0?list=PLZpkd-8qD_c-XO9I3w-wecAxXonRFqDSJ&t=1

比較以上兩位「保羅」，「傳統派」的著重上主與人「縱向」 (vertical) 的關係，「新觀派」的則偏重群體之間「橫向」 (horizontal) 的。不難想像的是，當「新觀派」向著「傳統派」「橫衝」過來時，雙方對彼此的觀感，都會變得敵意。當「新觀派」重寫保羅的身分，和他所面對的的猶太教困境時，整個更正教的信仰核心，的確有被動搖的危機。在不少「傳統派」的學者眼中，將「基督的義」歸算人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根本就是人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邏輯基礎。在他們眼中，「新觀派」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他們只是在重滔伯拉糾及中世紀天主教的覆辙。在另一邊廂，「新觀派」的學者就近乎一致地視「傳統派」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故事，讀進保羅的猶太處境。一言以蔽之，一個兩派互不相讓的死局。

在第一世紀初，一小撮猶太人先後拒絕了羅馬人，以及以色列宗教領袖以至群眾的十架故事。在神的引導下，他們選擇了主耶穌的十架故事。然而，救恩的成就卻不是故事的結束。相反，教會的誕生代表敘事角力已進入新階段。以猶太人為首的初期教會，隨即面對一個新的敘事難題：以色列的復國故事，究竟應該怎樣與主耶穌死後升天的故事連結呢？當知道，所有使徒都是浸淫在地上重建以色列國之傳統下成長的。如今，他們必須重新回望與重述 (retrospectively re-narrate) 舊約各段經文的意義。可以想像，這種故事的重寫，殊非容易，甚至是極度困難。處理得不好，教會未成立就可以已經四分五裂。試想，每位使徒都是一位「性格巨星」。他們又已「拿正牌」，有足夠權威去自立門戶，豎立他們自己理解的「耶穌教」，制定他們的「政教關係」，定準舊約經文的新意義。神帶領的合一教會，怎麼可能？

一般來說，在廿世紀以先，更正教視信主後的保羅，為一位跟「猶太教」割席的基督使徒。未信主的保羅，就如當時的猶太人一樣，是靠自己的努力及好行為，嘗試去到換取救恩，亦即是所謂「律法主義」(legalistic Judaism)。好明顯，這些猶太人一定是徒勞無功，是全然失敗的。這些猶太人的心境，有兩個可能的特徵。一方面，某些人成功地自欺，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上主的標準，自以為義 (self righteous)。另一方面，某些人不斷被自己的良心責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是有罪的人，不能滿足上主聖潔的要求，並非無可指摘（羅七18，腓三6）。保羅在未歸主之前，就是面對這樣的困境。外邦人，雖然沒有摩西律法，但他們與跟猶太人的問題，沒有兩樣。根據以上角度，保羅神學的核心，就是被良心責備的人，如何在法庭的場景，在那位聖潔的法官面前，得蒙赦免，被判無罪，亦是稱義的意思。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置身這時代，人會更多反思古時邪惡時代的意義，尋問解讀當前罪惡的法則。就在主前第四世紀末，猶太人再一次走過痛苦的政權爭逐時代。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部將為了奪取權力，便觸發了多次的内戰 (The Wars of the Diadochi, 323-302 BC)。就在這廿一年之間，血腥戰爭不斷發生，巴勒斯坦一帶就至少七次易主。生於那邪惡的時代，一班猶太「天啟作者」 (apocalyptists) 就從遠古《創世紀》第六章的洪水故事找到靈感，「鑑古知今」，寫成典外文獻《以諾一書》的第一卷：《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重新演繹 (Re-mix) 洪水的故事。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

羅馬書八章19-22節的天啟詮譯 1. 引言 本文將選取三份關於以天啟角度來詮釋羅馬書八章19-22節的文章作出分析、比較及評論，從而再對照以往傳統的解讀，強調當中的不同之處，嘗試發掘其中的洞見及啟迪。雖然這三篇文章都視羅馬書八章19-22節為有著天啟思想的經文，但每篇也都擁有其獨特的視角及研究進路，以至對羅馬書八章19-22節有不同的理解。

這是一個「故事革命時代」。當故事不斷被改寫，「自我認同」(self-understanding) 亦不斷被改變。無論是去年開始的社會運動，或是近期的新冠肺炎，兩者帶來的影響都是劃時代，影響著全香港及全世界。社會運動追求的新時代，是一種唯藉民主自由才能有的榮光時代。新冠肺炎帶來的，則是一種「世界末日」式的灰暗時代。相比之下，前者或者能夠為一部份人帶來「新天新地」的盼望，後者卻為大部份人帶來憂鬱的前景。前者叫不少香港人急忙「著草」，後者卻叫我們怱怱「回龜」。香港人呀，我們是誰？Who are we?

筆者以「敘述者」的角度回顧、篩選並串連這些片段，構成一個蒙召的故事。 在敘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上帝也在與筆者對話，逐一啟示祂在每一個事件中所隱含的意義。故此筆者認為，信仰並非抽空的信條或教義，也有其經驗的內涵，而這 些內涵正正來自上帝的主權底下，我們所經歷並敘述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 建立自身與上帝關係，從而詮釋我們的身分，以及生命的意義....

在華人教會，「新觀派」一直不太受歡迎，評價毀多於譽。究竟「新觀派」是什麼東西？「保羅新觀」與我們的信仰經驗，又有什麼關係？今天就讓我用「我是好有猶太文化的基督徒」的角度，去演繹一下這個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