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居禮夫人，一個自小我就聽聞的人物名字。電影《居禮夫人：一代科研傳奇》(Radioactive)的劇情一直有個伏筆，就是居禮夫人對死亡的恐懼。她不畏男性主導的學者群，不畏艱苦的研究工作，甚至不畏別人對她道德生活上的眼光。她參透放射性子粒的特質，參透當代科學的限制，其聰明智慧之高，令她成為歷史裡唯一一位能在兩個不同範疇上，獨得諾貝爾獎的女性。她的科研成果，其影響力可謂近乎愛因斯坦級數。然而，她一直不能參透母親死去的意義。死亡是什麼？母親在那裡？她想不透。

https://youtu.be/WGiJ72Ib0ew?t=0 https://youtu.be/WGiJ72Ib0ew?t=0

值得感恩的是，在最近十多年，不少來自兩派的學者，都開始聆聽並考慮另一方的觀點。 例如，「傳統派」的學者 馬可．沙菲 (Mark Seifrid) 就指出，「傳統派」將「稱義」與「成聖」截然二分的處理，是值得商椎的。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三十年前，我信了耶穌。那時，我常常閱讀一些護教學的書，例如《鐵證待判》, 《你為何要信》 。初信的我，特別喜歡尋找一些客觀存在的證據，讓我知道這個信仰，是有根有據，而非一個主觀感覺而已。當我讀到聖經原來有那麼多的歷史客觀證據，幾千個應驗了的預言，千萬種考古學的引證時，我實在感到萬般的興奮：我找到了！《聖經》是真的！因為我在《聖經》背後的世界，找到客觀的事實。所以《聖經》是對的，值得我相信。雖然我知我所信是超越科學，但最能支持我相信的，卻仍然是一個建基科學的知識模式 (epistemological model)。雖然我穩定出席聚會，積極事奉，甚至參加門徒訓練，學習向人傳福音。但在我的腦海裡，仍然時不時有一把聲音在盤旋：「究竟我的信仰是否都是心理作用，不建基理性的主觀感覺？」更糟的是，若我們遇見一些反對基督信仰，質疑神的存在能否被證實的書時 (e.g. Why There Is No God: Simple Responses to 20 Common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我們的信心就會容易被動搖。回到教會，亦似乎不容易跟人分享這些掙扎…除非你團契導師或傳道人的...

「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二4~7) 長年夾在南方王多利買 (Ptolemy) 王國，與北方王西流基 (Seleucia) 王國的夾縫之中，不難想像以色列人的困境。在這撕裂的世代，一部份以色列人支持南國，部份支持北國。活在亂世，罪惡滿盈，血腥暴力不斷。亡國已經超過三百年了，先是巴比倫，後是瑪代波斯，現在是希臘。以色列人卻沒有「政教分離」。面對地上極為邪惡的困局，他們不甘心只尋找地上的源頭。他們揣摩天上萬象，反思先知的應許，尋找宇宙裡，人世間，罪惡的根源。兩種相似卻又不一樣的天啟文學，就在這「兩約之間」的階段誕生。其中一個，就是「宇宙式天啟」(cosmological apocalypse)。 偽經《以諾一書》雖然不屬正典，但《新約》卻有多處經文明顯引用她。 《以諾一書》及其他典外著作，都已經被翻譯成為中文。參 https://www.cclc.org.hk/product-tag/基督教典外文獻/ 而其中的《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就是「宇宙式天啟」的代表作。書中的主人翁以諾，在異象裡看見天上罪惡的「起源」，原來是一班墮落的天使，藉著與人類女子交合，生出身高三百肘的「巨人」...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置身這時代，人會更多反思古時邪惡時代的意義，尋問解讀當前罪惡的法則。就在主前第四世紀末，猶太人再一次走過痛苦的政權爭逐時代。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部將為了奪取權力，便觸發了多次的内戰 (The Wars of the Diadochi, 323-302 BC)。就在這廿一年之間，血腥戰爭不斷發生，巴勒斯坦一帶就至少七次易主。生於那邪惡的時代，一班猶太「天啟作者」 (apocalyptists) 就從遠古《創世紀》第六章的洪水故事找到靈感，「鑑古知今」，寫成典外文獻《以諾一書》的第一卷：《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重新演繹 (Re-mix) 洪水的故事。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

保羅所寫的腓立比書，當中所提述的故事並不是表面看如此簡單，當中暗地裏編織 著很多有關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故事。若我們沒有此眼光去閱讀腓立比書，只會認為保 羅只是就著當時當刻的事情去勸勉腓立比信徒。然已，若我們藉敍事神學的向度去解讀 腓立比書，就會發現保羅運用暗引所提述的舊約故事，給腓立比信徒帶來更強烈和更有 說服力的勸勉。而且，整個敍事世界因著這些舊約故事而變得更為擴闊，讓腓立比信徒 (甚或讀者們)更深地理解神的旨意和作為。

這種彼此聆聽的氛圍，漸漸造就了一個打破二元敵對的動力，不少學者遂嘗試提出各式各樣的「後新觀路線」(post-NPP)。 過往，「傳統派」以「法庭」(juridical) 的角度去解讀「稱義」，「新觀派」則強調「參與」(participation) 上主的末世工作 (eschatological activity)。 如今，其中一個受頗多學者贊成的方向，就是以「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 這主題，去包含「法庭」（縱向）及「參與」（橫向）， 並以此成為保羅神學的新核心。 簡單來說，信徒是在上主的救恩行動 (saving activity) 下，在參與基督的聯合中，得蒙赦罪。 事實上，細察保羅的表達，信徒對「上主的義」的領受及經驗，的確是「在基督裡」獲得的。 這樣，保羅神學的核心綱領，就是（參與）基督，而非人（的得救）！ 我們是藉基督得著義，而非得著義後認識基督。保羅的焦點，是基督祂自己，而非一項藉基督完成的交易。 保羅渴望的，由始至終都是與基督聯合的關係，不是一份合約。 在改革家「五個唯獨裡，最重要的就是唯獨基督 (solus Chris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