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要知道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第三個意義來源，我們必須認識猶太人在兩約之間，是一直如何使用這個字。打開《七十士譯本》，我們就會發現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不單關乎另類的生活方式，或效忠城市憲章的公民意識。根據猶太人的傳統，πολιτεύομαι 更是一個具有「神權政治」 (theo-political connotation) 內涵，結合天與地的見證行為 (act of testimony)。始自主前第二世紀，每逢遭受外敵的侵犯，猶太人就常用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表達他們在逆境中，仍舊決意堅守摩西律法，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當外敵視他們的忠誠為自討苦吃，是「信得太迷」；個別的猶太人卻不退縮，並以此為他們的「以色列群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 of Israel)。

若保羅只是想信徒定睛永恆，他在腓一28應該會用 σημεῖον。 但他卻用了 ἔνδειξις，因為他在腓立比書的信息，有一個非常濃厚「敘事角力」的意味：同一保羅坐牢事件，已被編入多種不同的敘事論述。在腓立比政權的眼中 (αὐτοῖς, ethical dative)，信徒不願參與帝王崇拜，不單是「有自唔在，攞苦來辛」，更是證明 (ἔνδειξις) 他們正走向沉淪 (ἀπωλείας)。然而，在保羅的敘事世界裡，這其實是腓立比信徒救恩過程的一部分，就連這種爭論也是在神計劃之內。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疫症當前，仿佛全世界都變得混亂，失去了方向。無論是屈在家中，或是與人隔離，都叫人感到困鬱。每天的新聞，都是 xx 人受感染，xx 人死亡，xx 人康復。不斷循環的國家排名，不是奧運獎牌統計，是不斷蔓延的死亡瘟疫。前路變得灰暗，死亡突然變近。世界末日，似乎已經若隱若現地浮現在水平線上。天已經在開啟，歷史已在翻頁。這世界還有希望嗎？人生還有盼望嗎？生活何時能回復正常呀？新冠肺炎的時代革命，難道會成為人類統治地球的結束？人類以至地球的故事，是否即將被徹底改寫？

敘事神學之特別可歸因一個字：「敘」。現代主義及中古世紀的神學框架，否定故事及比喻在理解真理上的角色，將它們貶抑成一種「裝飾工具」。人只是裝載上帝教義的Hard disk (被動接收者)，講道或查經講的故事或例子，就只是一種 Rhetorical 的潤飾。「敘」既是出於人，當我們明白了那個「柏拉圖背後」的真理命題後，我們就可以扔掉那個故事或比喻。這種聖經學習模式跟兒童主日學及初信栽培是絕配，因我們都想找一個transferable concept，方便「帶走」及應用。 活在今天這個沒有一個大台，只有無數記者的世代，我們必須更新敘事在我們生命裡的角色。純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框架有一個危險，就是漠視了神子民在領受啟示時的積極角色，「鏟平」了聖經裡種種信仰傳統的革新與爭議，忽視了周遭社群對同一事件可以有著截然不同敘述，削掉聖經裡神子民所面對的張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字架這個符號的意義。

無牆馬可測驗(2) ...

無論是籃球射籃動作，羽毛球進攻策略，或游水手腳配合等，都在乎一種與自己身體協調的體感節奏。找到節奏，如入無人之境；節奏打亂，兵敗就如山倒。打逆境波的時候，不自亂陣腳，重尋節奏感，就是勝敗的關鍵。

這是一個我講故事的世代。看著我兩個小學生兒女的成長，我已看見他們的將來，將離不開 youtube channel, OBS studio, Zoom Webinar, discord server… 面對這個 *我* 講故事 (iNarrate) 的新一代，基督徒必須知道自己的角色，不是吸收客觀的聖經知識，更是一個「講故佬」 (story-teller)。

神創造的人，與其他受造物有一個分別，就是懂得將幾個發生於不同時間及地點的事件，敘述成一條故事線。作為一個 Being in Time (Heidegger, 海德格)，我們都會需要就當前的種種遭遇，尋找一些「平行」歷史事件，去為當前看似無意義的事，添上軌跡，加上意義。

上個世紀的香港，故事發展十分簡單與線性。那時，今日已知聽日事，叫我怎能無盼望？然而，今時今日的香港，故事變得錯綜複雜。今日唔知聽日事，故事會怎麼發展？廿一世紀的香港故事會怎樣終結？主在其中有什麼心意？老實講，無人完全知。但我們都會估...第一世紀的以色列故事，比香港可能更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