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人通常都希望活在一個「黃金時代」 (χρύσεον γένος)，因為在閃爍的 Golden Age 裡，一切都美好，馬照跑，舞照跳。這時代的人，不需要太多永恆盼望，因為他們在地的人生已經充滿希望，明天會更好，「大台歷史」延續不斷。 這時代的人，不需要太多永恆盼望，因為他們在地的人生已經充滿希望 《舊約》以色列人的 Golden Age，是在大衛及所羅門王統治的階段。後來國家雖然一分為二，甚至最終被擄巴比倫 (BC 586)。但人民對耶和華同在及賜福的方式，仍然尚可掌握：聽命就會蒙主賜福，叛逆就會被主懲治。未來是可見的，是可掌握的。賜福懲治都屬恩約 (covenant of...

當「天啟派」的保羅以為自己已經「升到天上」，「極端派」 的保羅卻堅持「留在猶太人的地土上」。「極端派」又名「在猶太教裡的保羅」(Paul-within-Judaism)，反對「傳統派」及「新觀派」視保羅為反猶太教，或視教會為取替聖經裡以色列的身份。 他們高舉保羅的猶太背景，認為所有其他的派別，都犯了時代錯置的錯誤，以後世的基督教的思想讀入第一世紀的保羅 (anachronistic Christianization)。 在他們眼中，上主給保羅的召命，是叫他成為「非猶太人的使徒」(an apostle to non-Jews)。 保羅寫的信，全都是為了基督的外邦跟隨者而寫的，故此我們不應將他對外邦人的處境性勸勉，系統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甚或看之為針對猶太教。 保羅從未要求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保羅以及其他猶太人 (Judaeans)，在跟隨基督之後，仍然維持他們猶太教徒的身份，並繼續持守摩西律法各樣的要求。 簡單來說，保羅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 極端保羅會這樣說：「我是猶太人，我不是基督徒！」

作者：Jennifer 在整個敘事神學的課堂學習中，讓我最大感受及反思的地方是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及人在其中的改變。我認同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故事，而每個生命故事又是由多個故事搭建，在生命中就有如很多個資料夾一樣的故事，好好的安放在人生命中不同的時間點。這些故事或許有殘缺，或許長期在生命中置頂。無論故事如何發展，也是作為人很獨特的故事，也是構成「人」不可或缺的部份。 對於擁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或許信仰就是我們生命故事的中轉站。在這個中轉站中，我們會發現生命中的故事不是偶爾發生和出現，而是有上帝的故事默默在其中。

腓立比書是一卷充滿爭拗味道的書信。保羅寫此書，就是因他與其他基督跟隨者，就他被羅馬政權收監，有著南轅北轍的見證 (witness)。Πολιτεύομαι 之所以值得花那麼多篇幅去解釋，正是因為這字見證了神子民在政局不穩的狀態下，如何辨識上主的引導。

因著認識敘事神學，隨之而來明白對於認識故事投射的世界觀並讀者是否願意全程投入故事世界之中，容讓故事與自己的舊有故事「相撞」、更新與重塑存在著一個持續並動態的挑戰，正因如此使信仰能夠更立體地與人的生命結合、更新並重新詮釋。

前幾天，與幾位相識廿五載的大學同學聚舊。聽到一位提到，十個基督徒家庭，有九個都在計劃移民。聽到後，心裡忐忑。念昔日耶城，看今日香港，敘事寫我心，神話塑身分...

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的確是基督教神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意思大概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經揀選了那些人將得救，甚至是那些人不會得救 (double predestination)。這樣，出賣耶穌的猶大或許就是其中之一。若是這樣，猶大就不單是一個「悲劇人物」 (tragic figure)，甚至是上帝救恩計劃的「受害者」(victim)。這種救恩，我還應相信嗎？ 其實這教義在聖經中也的確有一些基礎，主要來自於《新約》的一些經文。例如： 1. 以弗所書 1:4-5：

進入輔導室之前，我意識到有件事情讓我感到很憤怒，但我內心又有很強烈的矛盾，不斷否定自己的情緒。我大概認為自己不應該生氣，生氣是錯的。在輔導的傾談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成長原來一直在「期望」和「失望」兩個極端遊走。我會形容自己情感太豐富，對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著期望和忠誠，可惜這些關係最終帶給我失望和挫敗。我對事物都很有理想，也有一定的要求，我試過不斷努力追求，但很多時都是徒勞無功。很多很多的不滿足，令我活得不快樂。歸根究底，害我在期望與失望中不斷徘迴的始作俑者，是我 –– 我裡面太有情感。若不是我太有情感，對很多人和事滿有期望，就不至於失望吧？不得不承認，我這個人頗討厭...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置身這時代，人會更多反思古時邪惡時代的意義，尋問解讀當前罪惡的法則。就在主前第四世紀末，猶太人再一次走過痛苦的政權爭逐時代。在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部將為了奪取權力，便觸發了多次的内戰 (The Wars of the Diadochi, 323-302 BC)。就在這廿一年之間，血腥戰爭不斷發生，巴勒斯坦一帶就至少七次易主。生於那邪惡的時代，一班猶太「天啟作者」 (apocalyptists) 就從遠古《創世紀》第六章的洪水故事找到靈感，「鑑古知今」，寫成典外文獻《以諾一書》的第一卷：《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重新演繹 (Re-mix) 洪水的故事。 邪惡世代有一個特徵，就是界線徹底的瓦解。洪水不斷湧入，傳統價值不再，遊戲規則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