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客觀理性的童年世界觀" 講一個故事，談一段回憶。記得我在中學時，我喜歡理科卻不喜歡文科。其一原因好功利，就是理科比較容易拿得高分數。無他，因為理科的知識似乎都是客觀的 (generally speaking)，文科的評審卻都是主觀的 (generally speaking)。為了得著高分數，我自己就應該選擇理科。那時，我還以為理科就是適合男仔，文科就是適合女仔。後來認識了 MBTI (16型人格)，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那時，我相信這個世界絕大部分就是以客觀理性的思維去運作。數學是這樣，物理是這樣。人世間的事情都是這樣。 認識耶穌也似乎是這樣。那時候讀的護教書籍，也給我這種感覺。上帝是誰（或祂是什麼）？上帝就是 "I am who I am" (出3:14)，是一個永恆的本質 (essence)，是一個我們能夠以客觀歷史文法字義的方式，藉著柏拉圖式的意識形態去到 Mirror 的上帝。認識神就好像是認識一堆系統教義。 敘事神學看到的神及聖經，並不是這樣。下回繼續講...

在上個世代，人人仿佛都講同一份歷史。歷史就如一本置身於我們眼前的 National Geographic。同樣，上一代的敘事文學傳統，偏重以二元結構 (binary structure) 的前設去說明 (describe) 意義產生的邏輯。這些學者 (例如 A.J. Greimas, Vladimir Propp) 擅於用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框架去解讀故事。例如所有故事都有6個行動者 (actants)，7種角色 (roles)，31 個功能 (functions)。藉著這些類別，我們學懂了如何理解故事背後的編碼方式。故事既是如此客觀，你與我的歷史自然近乎一樣。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在腓立比書同時包含三方面的意味。第一是政治效忠性 (political allegiance)，第二是軍事對抗性 (military resistance)，第三是神學辨識性 (theological discernment)。前二屬於希羅視角，第三則屬猶太。三者環環相扣，在「語意互動」(semantic interaction) 中共同創出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

我們各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去解讀腓立比書，特別是一章27節的 πολιτεύομαι。一章27至30節既屬同一個句子，保羅在28至30節的論述，就自然成為我們解說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關鍵部份。然而，寬恕我講一句狂話：差不多所有中英文《聖經》譯本，都解錯了腓一28。原因是他們誤解了一個保羅不常用的字：ἔνδειξις，以致未能察覺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張力，以及腓立比書的整體信息。

筆者以「敘述者」的角度回顧、篩選並串連這些片段，構成一個蒙召的故事。 在敘述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上帝也在與筆者對話，逐一啟示祂在每一個事件中所隱含的意義。故此筆者認為，信仰並非抽空的信條或教義，也有其經驗的內涵，而這 些內涵正正來自上帝的主權底下，我們所經歷並敘述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 建立自身與上帝關係，從而詮釋我們的身分，以及生命的意義....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無論是籃球射籃動作，羽毛球進攻策略，或游水手腳配合等，都在乎一種與自己身體協調的體感節奏。找到節奏，如入無人之境；節奏打亂，兵敗就如山倒。打逆境波的時候，不自亂陣腳，重尋節奏感，就是勝敗的關鍵。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是一位法國哲學家，在二次大戰期間成為戰俘的經歷是他擴展學術視野的重要契機。他「集百家之大成」結合詮釋學、現象學、文學、哲學、符號學等多門學問的菁華，再進行化解與提煉。利科亦發表過不少有關聖經詮釋的文章，其詮釋理論對於聖經詮釋有莫大的貢獻。

非常感恩能與另外四位學者一同得到這個獎。與大家分享當天的片段。 https://youtu.be/QL8ShVK9xH0?list=PLZpkd-8qD_c-XO9I3w-wecAxXonRFqDSJ&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