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上帝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二4~7) 長年夾在南方王多利買 (Ptolemy) 王國，與北方王西流基 (Seleucia) 王國的夾縫之中，不難想像以色列人的困境。在這撕裂的世代，一部份以色列人支持南國，部份支持北國。活在亂世，罪惡滿盈，血腥暴力不斷。亡國已經超過三百年了，先是巴比倫，後是瑪代波斯，現在是希臘。以色列人卻沒有「政教分離」。面對地上極為邪惡的困局，他們不甘心只尋找地上的源頭。他們揣摩天上萬象，反思先知的應許，尋找宇宙裡，人世間，罪惡的根源。兩種相似卻又不一樣的天啟文學，就在這「兩約之間」的階段誕生。其中一個，就是「宇宙式天啟」(cosmological apocalypse)。 偽經《以諾一書》雖然不屬正典，但《新約》卻有多處經文明顯引用她。 《以諾一書》及其他典外著作，都已經被翻譯成為中文。參 https://www.cclc.org.hk/product-tag/基督教典外文獻/ 而其中的《守望者之書》( “Book of the Watchers”)，就是「宇宙式天啟」的代表作。書中的主人翁以諾，在異象裡看見天上罪惡的「起源」，原來是一班墮落的天使，藉著與人類女子交合，生出身高三百肘的「巨人」...

在我年幼的時候，大部份香港人都係看同一個電視台，看同一套的電視劇，分享著同一樣的故事，見證著一個故事的開始、發展及終結。那時，大部份香港的報紙，對任何一件事情的報導，都大同小異。那時，大部份香港人望見獅子山，就會自然地想起歌手羅文的歌，將自己代入一個在社會發奮向上爬的故事主人翁。盼望更上一層樓，明天會更好。大家的價值觀，睇野的角度都十分相似。面前的人生路，仿佛十分清楚，客觀，有規劃。主的掌權，似乎顯而易見。然而，呢種客觀人生路的現象，在近年卻出現了巨大的轉變...

疫症當前，仿佛全世界都變得混亂，失去了方向。無論是屈在家中，或是與人隔離，都叫人感到困鬱。每天的新聞，都是 xx 人受感染，xx 人死亡，xx 人康復。不斷循環的國家排名，不是奧運獎牌統計，是不斷蔓延的死亡瘟疫。前路變得灰暗，死亡突然變近。世界末日，似乎已經若隱若現地浮現在水平線上。天已經在開啟，歷史已在翻頁。這世界還有希望嗎？人生還有盼望嗎？生活何時能回復正常呀？新冠肺炎的時代革命，難道會成為人類統治地球的結束？人類以至地球的故事，是否即將被徹底改寫？

香港 612 事件，不單成為香港人文宣故事爭奪戰的素材，更成為了這套 HBO 即將上演劇集 Westworld III 的 Beginning Scenario。 人類跟其他動物最大的分別，不是我們擁有更高的 IQ，而是我們講故事的能力。藉著故事，我們打破時間的限制。藉著故事的時間流 (temporal flow)「開始 －＞轉接 －＞終結」，沒有意義的事件被賦予意義。經驗被更新，歷史被改寫，身份被轉化，人生被扭轉。 根據這套 trailer，歷史似乎將於 2039年 被某極權系統 徹底單一化 (harmonisation of history)...直至被某人某君於 2058 年打破。我們都可以代入這...

在上個世代，人人仿佛都講同一份歷史。歷史就如一本置身於我們眼前的 National Geographic。同樣，上一代的敘事文學傳統，偏重以二元結構 (binary structure) 的前設去說明 (describe) 意義產生的邏輯。這些學者 (例如 A.J. Greimas, Vladimir Propp) 擅於用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框架去解讀故事。例如所有故事都有6個行動者 (actants)，7種角色 (roles)，31 個功能 (functions)。藉著這些類別，我們學懂了如何理解故事背後的編碼方式。故事既是如此客觀，你與我的歷史自然近乎一樣。

作者：暮日 本文通過釋經和敘事框架的剖析，討論保羅藉腓立比書3:10-11對信徒群體傳遞的信息，並反思其對當下處境的啟發。 一、釋經部分：文法與句子關係 不少釋經學者視3:10-11節為8-9節的延伸，此複雜句子橫跨4節，串連了許多動詞和概念。嘗試通過理解文法對分句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以理解保羅想要傳遞的信息。

敘事神學之特別可歸因一個字：「敘」。現代主義及中古世紀的神學框架，否定故事及比喻在理解真理上的角色，將它們貶抑成一種「裝飾工具」。人只是裝載上帝教義的Hard disk (被動接收者)，講道或查經講的故事或例子，就只是一種 Rhetorical 的潤飾。「敘」既是出於人，當我們明白了那個「柏拉圖背後」的真理命題後，我們就可以扔掉那個故事或比喻。這種聖經學習模式跟兒童主日學及初信栽培是絕配，因我們都想找一個transferable concept，方便「帶走」及應用。 活在今天這個沒有一個大台，只有無數記者的世代，我們必須更新敘事在我們生命裡的角色。純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框架有一個危險，就是漠視了神子民在領受啟示時的積極角色，「鏟平」了聖經裡種種信仰傳統的革新與爭議，忽視了周遭社群對同一事件可以有著截然不同敘述，削掉聖經裡神子民所面對的張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字架這個符號的意義。

居禮夫人，一個自小我就聽聞的人物名字。電影《居禮夫人：一代科研傳奇》(Radioactive)的劇情一直有個伏筆，就是居禮夫人對死亡的恐懼。她不畏男性主導的學者群，不畏艱苦的研究工作，甚至不畏別人對她道德生活上的眼光。她參透放射性子粒的特質，參透當代科學的限制，其聰明智慧之高，令她成為歷史裡唯一一位能在兩個不同範疇上，獨得諾貝爾獎的女性。她的科研成果，其影響力可謂近乎愛因斯坦級數。然而，她一直不能參透母親死去的意義。死亡是什麼？母親在那裡？她想不透。

這是一個我講故事的世代。看著我兩個小學生兒女的成長，我已看見他們的將來，將離不開 youtube channel, OBS studio, Zoom Webinar, discord server… 面對這個 *我* 講故事 (iNarrate) 的新一代，基督徒必須知道自己的角色，不是吸收客觀的聖經知識，更是一個「講故佬」 (story-teller)。

烈火之後：敘事神學與敘事治療的對談 - 2026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