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大是否被上帝預定去出賣耶穌?
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的確是基督教神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意思大概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經揀選了那些人將得救,甚至是那些人不會得救 (double predestination)。這樣,出賣耶穌的猶大或許就是其中之一。若是這樣,猶大就不單是一個「悲劇人物」 (tragic figure),甚至是上帝救恩計劃的「受害者」(victim)。這種救恩,我還應相信嗎?
其實這教義在聖經中也的確有一些基礎,主要來自於《新約》的一些經文。例如:
1. 以弗所書 1:4-5:
黑暗雖在蔓延,時代卻已改變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一條「低能」問題,及 點解佢係咁樣祈禱架呢?
一條「低能」問題,但讓我傻傻一問:
請問大家祈禱的時候,會否常用「屬靈爭戰」的方式去禱告呢?會否將自己的心靈世界,看為一場上帝與魔鬼不斷角力的爭奪戰?祈求上帝大能的釋放?
還是你不習慣這樣禱告?可能…因為習慣一種在主前認罪禱告的模式,或覺得這類禱告是靈恩派的作為?或基督已經得勝,所以不需這樣禱告?
很多年前,當我還在一間福音機構事奉的時候,我就時不時參與一些爭戰式的禱告。或許受著韓國宣教士的影響,我們禱告時都傾向大聲宣告,並且一路搖動著身體。信賴著機構的傳統及訓練,我也在禱告中有學習,然而禱告的「功能」,都是為以事工為焦點。這種「爭戰式風格」,與我中學信主後就參與的教會,非常不同。教會的相對較溫文。基於牧者視教會如學校的理念,禱告內容都更多建基神話語,投入的激情卻較少。認罪較深入,內省亦較多。然而,機構及教會的傳統都不約而同地都告訴我,要與靈恩派保持距離。那些 Victory over Darkness, Bondage Breaker...
越界解夢––回應「在《幻愛》裡尋『真實』」
我並沒有追捧榮格的學說,然而,我卻認同其學說所涉及的「內在的我」。 一般而言,人傾向不理會生命中那些痛苦及創傷,但試問整全的生命怎可以不顧及我們的「內在的我」呢!再者, 這傾向可引致情緒崩潰甚至屬靈災害,我們必需顧及它。 那麼,怎樣做?
保羅的基督敘事:認識基督與榮耀平反(腓立比書三章10-11節)
在肉體中為基督而受羞辱,正如基督如罪犯般受死,但復活後上帝為祂平反,證明祂的無罪,將祂升為至高;同樣信徒為著基督,就是福音的緣故而受苦、受羞辱甚至死亡,將來上帝也會在基督裡一同(榮耀)平反。
悲情城市尋出路,來了A貨彌賽亞
前幾天,與幾位相識廿五載的大學同學聚舊。聽到一位提到,十個基督徒家庭,有九個都在計劃移民。聽到後,心裡忐忑。念昔日耶城,看今日香港,敘事寫我心,神話塑身分...
超越「科學」的框框,走進「想像」的信仰
這是一個「故事革命時代」。當故事不斷被改寫,「自我認同」(self-understanding) 亦不斷被改變。無論是去年開始的社會運動,或是近期的新冠肺炎,兩者帶來的影響都是劃時代,影響著全香港及全世界。社會運動追求的新時代,是一種唯藉民主自由才能有的榮光時代。新冠肺炎帶來的,則是一種「世界末日」式的灰暗時代。相比之下,前者或者能夠為一部份人帶來「新天新地」的盼望,後者卻為大部份人帶來憂鬱的前景。前者叫不少香港人急忙「著草」,後者卻叫我們怱怱「回龜」。香港人呀,我們是誰?Who are 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