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或已經完全了；我還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抓得住基督耶穌要我抓住的。弟兄們，我不認為自己已經抓住了，我只專注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全力爭取前面的，向着目標直跑，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穌裏從天上呼召我去得的獎賞。」(腓 3.12-14《新漢語》) Exactly 一年前, 我交了我的博士論文。英文題目是 "CONTESTATION OF TESTIMONIES––A NARRATIVE ANALYSI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PHILIPPIANS"。 翻譯成中文，大概應該是這樣：「見證角力 –– 從敘事理論分析腓立比書的身份認同」。感謝主的憐憫，雖然在 Viva...

進入輔導室之前，我意識到有件事情讓我感到很憤怒，但我內心又有很強烈的矛盾，不斷否定自己的情緒。我大概認為自己不應該生氣，生氣是錯的。在輔導的傾談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成長原來一直在「期望」和「失望」兩個極端遊走。我會形容自己情感太豐富，對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著期望和忠誠，可惜這些關係最終帶給我失望和挫敗。我對事物都很有理想，也有一定的要求，我試過不斷努力追求，但很多時都是徒勞無功。很多很多的不滿足，令我活得不快樂。歸根究底，害我在期望與失望中不斷徘迴的始作俑者，是我 –– 我裡面太有情感。若不是我太有情感，對很多人和事滿有期望，就不至於失望吧？不得不承認，我這個人頗討厭...

問：「昨天的開心近d，還是半年前的開心近d？」 答：「當然是昨天。」 問：「昨天的唔開心近d，還是半年前的唔開心近d？」 答：「當然是昨天。」 問：「昨天的開心近d，還是半年前的唔開心近d？」 答：「….應該是…或許是…」 問：「昨天小小的開心近d，還是半年前極大的傷痛近d？」 答：「當然是半年前！」 俗語有云，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如果這是真，人在過去所受的一切傷痛，都可以在時間如物質的水一樣，不斷的沖洗之下，「自然」地得到醫治。只要給予更多的時間，傷痛記憶就會自然消失。「洗腦」完畢。 說出這話的人，就算不是自欺，也可能是奢望....

若保羅只是想信徒定睛永恆，他在腓一28應該會用 σημεῖον。 但他卻用了 ἔνδειξις，因為他在腓立比書的信息，有一個非常濃厚「敘事角力」的意味：同一保羅坐牢事件，已被編入多種不同的敘事論述。在腓立比政權的眼中 (αὐτοῖς, ethical dative)，信徒不願參與帝王崇拜，不單是「有自唔在，攞苦來辛」，更是證明 (ἔνδειξις) 他們正走向沉淪 (ἀπωλείας)。然而，在保羅的敘事世界裡，這其實是腓立比信徒救恩過程的一部分，就連這種爭論也是在神計劃之內。

自幼我就十分喜歡看「英雄片」。在這些電視劇集及電影裡，正義之士通常在受到邪惡之輩攻擊後，都會以英雄式的武力手法去回敬敵人，並從他們的巢穴中救出自己的妻兒子女，然後故事大團圓結局。這種故事原來也見於《舊約聖經》(「七十士譯本」是包含《馬加比一書、二書》的)。當地上邪惡滿盈的時候，神子民就有責任替天行道，以武力為主施行祂的公義，並看之為是救恩的一部份...

作者：王濤 在敘事神學的課程之前，我對此一無所知。在課程的學習過程中逐漸明白了敘事神學的意義，同時敘事神學也給我帶來一些屬靈經驗的反省。 聖經與釋經 敘事神學讓人從故事的角度來讀聖經，然後根據所讀的，來講述自己的 故事。讀者不再是聖經故事的局外人，更不用「吃別人嚼過的饃」，而是成為 聖經故事的延續。並且隨著故事進展，更深的剖析與參與，每個讀者的神學， 在故事及對其反思之間不斷的擺動，達到對神旨意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改變 生命，調整行為。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這種彼此聆聽的氛圍，漸漸造就了一個打破二元敵對的動力，不少學者遂嘗試提出各式各樣的「後新觀路線」(post-NPP)。 過往，「傳統派」以「法庭」(juridical) 的角度去解讀「稱義」，「新觀派」則強調「參與」(participation) 上主的末世工作 (eschatological activity)。 如今，其中一個受頗多學者贊成的方向，就是以「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 這主題，去包含「法庭」（縱向）及「參與」（橫向）， 並以此成為保羅神學的新核心。 簡單來說，信徒是在上主的救恩行動 (saving activity) 下，在參與基督的聯合中，得蒙赦罪。 事實上，細察保羅的表達，信徒對「上主的義」的領受及經驗，的確是「在基督裡」獲得的。 這樣，保羅神學的核心綱領，就是（參與）基督，而非人（的得救）！ 我們是藉基督得著義，而非得著義後認識基督。保羅的焦點，是基督祂自己，而非一項藉基督完成的交易。 保羅渴望的，由始至終都是與基督聯合的關係，不是一份合約。 在改革家「五個唯獨裡，最重要的就是唯獨基督 (solus Christus)...

要知道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第三個意義來源，我們必須認識猶太人在兩約之間，是一直如何使用這個字。打開《七十士譯本》，我們就會發現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不單關乎另類的生活方式，或效忠城市憲章的公民意識。根據猶太人的傳統，πολιτεύομαι 更是一個具有「神權政治」 (theo-political connotation) 內涵，結合天與地的見證行為 (act of testimony)。始自主前第二世紀，每逢遭受外敵的侵犯，猶太人就常用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表達他們在逆境中，仍舊決意堅守摩西律法，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當外敵視他們的忠誠為自討苦吃，是「信得太迷」；個別的猶太人卻不退縮，並以此為他們的「以色列群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 of Israel)。

比較以上兩位「保羅」，「傳統派」的著重上主與人「縱向」 (vertical) 的關係，「新觀派」的則偏重群體之間「橫向」 (horizontal) 的。不難想像的是，當「新觀派」向著「傳統派」「橫衝」過來時，雙方對彼此的觀感，都會變得敵意。當「新觀派」重寫保羅的身分，和他所面對的的猶太教困境時，整個更正教的信仰核心，的確有被動搖的危機。在不少「傳統派」的學者眼中，將「基督的義」歸算人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根本就是人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邏輯基礎。在他們眼中，「新觀派」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他們只是在重滔伯拉糾及中世紀天主教的覆辙。在另一邊廂，「新觀派」的學者就近乎一致地視「傳統派」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故事，讀進保羅的猶太處境。一言以蔽之，一個兩派互不相讓的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