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主持：Anders牧師、珊珊傳道 吹水內容： 1 近來潮流常以MBTI 來描述自己，在你過去從事牧養及同工發展中，這些工具可以怎樣運用，以致不會將人的成長定格或規範？ 2 從敘事角度讀經對人的塑造有什麼重要？ 3 聖經敘事與MBTI／九型人格等，如何整合成為牧養工具？

作者：雨辰 在筆者教會的教導底下「讀經」、「靈修」及「釋經」其實是三個不同的屬靈行動，三者有著不同的目的，「讀經」主要是建立恆常閱讀聖經的習慣，令信徒熟悉經文，希望可從經文中看見亮光；「靈修」主要針對某節經文作出生命的反思，又或者閱讀某些屬靈書籍，讓信仰及生命有所更新；「釋經」就是集中於某一段經文作出仔細分析，引導我們從中作出反思及應用，常用的方法為「OIA」及「分比問想」。但課堂以後筆者對三個屬靈行動有更多的反思。　 Ricoeur理論更新了「讀經」、「靈修」及「釋經」的意義，三個看似獨立的屬靈行動應視為同一個屬靈行動。Ricoeur理論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三重塑形」（Threefold Mimesis），Ricoeur強調人會以一個狀態或處境（Mimesis 1）進入到文本世界（Mimesis 2）當中，文本包括了聖經或其他屬靈書籍及資料，然後通過閱讀，人的狀態會與文本產生衝撞，或受文本刺激後，人將會產生出另一個新的狀態或領受（Mimesis 3）。當人不斷重複地閱讀時，自然就會形成一個螺旋式的循環，不斷進出文本世界，不斷反思。在這個理論下，每一次的「讀經」、「靈修」及「釋經」其實都是有同樣果效的屬靈行動，人會經歷這個螺旋式的過程，而非通過三個個別的屬靈行動，將習慣、反思及應用分成三個割裂的目的。三者是互為影響的，每一次的閱讀都是文本對人作出邀請，挑戰人的生命要作出改變，因此生命要有改變或反思，不再僅限於某一個的屬靈行動之中，而是通過每一次的閱讀都能夠產生出改變。

詮釋經文的關鍵，通常都不是歷史文化字義（我也有在建道教希臘文的！），而是經文隱含的故事假設，及對現存的傳統作出更新。歷史文法字義的查經步驟，就如 OIA 歸納性查經法，本來都是有益的。嘗試客觀抽離地觀察一段經文 (Observation)，誠意是一份對經文的尊重。但這種意識形態有一個危機，就是以為解釋一件歷史事件或一段經文，其最理想模型就是一個可客觀論證的科學實驗 (verifiable interpretation)。漸漸地，解經就演變成理性的修練，靈修詩歌敬拜就是感性的體會。這種讀經還有一個危機，就是當你已經對一段經文讀到滾瓜爛熟時，你的閱讀興趣就會不斷下解。越讀越悶，越讀越老油條… 敘事神學看到的讀經，並不是這樣。

兩三年前，我與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去看電影 《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電影內容是環繞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怎樣帶領英國人民，抵抗納粹德軍的入侵。電影裡面有一幕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面對眼前英國有可能敗於德軍的黑暗時光，一向充滿自信的丘吉爾，亦變得憂心仲仲，對未來充滿懷疑。一日，丘吉爾突然「闖入」地下鐵 (underground)，與英國的平民百姓近距離對話。就在人民的鼓勵下，軟弱的丘吉爾重尋勇氣，說服國會議員同心對抗外敵。

馬可福音的詮釋途徑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2CHD6X2-c&t=1s

很多人喜歡用羅馬書十三章去理解保羅的政治神學，我更喜歡用腓立比書。然而，腓立比書的信息不就是喜樂，彼此謙卑服侍嗎？抱歉，我認為這理解有點膚淺。究竟保羅在腓立比書講什麼？要解開這個謎，我們一定要正確理解腓一27的一個動詞： πολιτεύομαι。為什麼？因為根據希臘修辭理論 (Ancient Greek Rhetorics)，腓立比書的中心思想，可以在腓一27–30節這段落裡找到。細心閱讀原文，就發現一27–30這四節，原來同屬一個句子，而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就是整句的唯一主要動詞 (main verb)。故此，πολιτεύομαι 在腓立比書的角色，可說是重中之重。你如何詮釋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就會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你對整卷書的理解。

保羅在加拉太書的論述中交織不少舊約的敘事，其中四 21-五 1 慎密地引述並 重塑創世記中撒拉與夏甲的故事，以回應加拉太信徒所面對的問題。本文將先簡 述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敘事理論，並以「三重模擬」(Three-fold Mimesis) 的論述為框架，分析保羅在加拉太書四 21-五 1 如何引用創世記十六、十七及二十一章有關撒拉及夏甲的故事，並將之與以賽亞書五十四 1 聯繫。本文繼而剖析保 羅如何透過以賽亞的詮釋眼鏡，建構並延伸撒拉與夏甲故事的意涵，形塑(configure) 一個新敘事，使加拉太信徒「再理解」律法與恩約的意義，從而回應當時的處境。

比較以上兩位「保羅」，「傳統派」的著重上主與人「縱向」 (vertical) 的關係，「新觀派」的則偏重群體之間「橫向」 (horizontal) 的。不難想像的是，當「新觀派」向著「傳統派」「橫衝」過來時，雙方對彼此的觀感，都會變得敵意。當「新觀派」重寫保羅的身分，和他所面對的的猶太教困境時，整個更正教的信仰核心，的確有被動搖的危機。在不少「傳統派」的學者眼中，將「基督的義」歸算人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根本就是人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邏輯基礎。在他們眼中，「新觀派」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他們只是在重滔伯拉糾及中世紀天主教的覆辙。在另一邊廂，「新觀派」的學者就近乎一致地視「傳統派」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故事，讀進保羅的猶太處境。一言以蔽之，一個兩派互不相讓的死局。

一般來說，在廿世紀以先，更正教視信主後的保羅，為一位跟「猶太教」割席的基督使徒。未信主的保羅，就如當時的猶太人一樣，是靠自己的努力及好行為，嘗試去到換取救恩，亦即是所謂「律法主義」(legalistic Judaism)。好明顯，這些猶太人一定是徒勞無功，是全然失敗的。這些猶太人的心境，有兩個可能的特徵。一方面，某些人成功地自欺，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上主的標準，自以為義 (self righteous)。另一方面，某些人不斷被自己的良心責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是有罪的人，不能滿足上主聖潔的要求，並非無可指摘（羅七18，腓三6）。保羅在未歸主之前，就是面對這樣的困境。外邦人，雖然沒有摩西律法，但他們與跟猶太人的問題，沒有兩樣。根據以上角度，保羅神學的核心，就是被良心責備的人，如何在法庭的場景，在那位聖潔的法官面前，得蒙赦免，被判無罪，亦是稱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