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這套「腓立比之戰」是由 National Geographic 拍制的。一場劃時代的內戰，見證羅馬帝國的誕生，及「神兒子」（不是耶穌基督）的來臨！

講座影片已上載YouTube環聖頻道 Youtube Link

在第一世紀初，一小撮猶太人先後拒絕了羅馬人，以及以色列宗教領袖以至群眾的十架故事。在神的引導下，他們選擇了主耶穌的十架故事。然而，救恩的成就卻不是故事的結束。相反，教會的誕生代表敘事角力已進入新階段。以猶太人為首的初期教會，隨即面對一個新的敘事難題：以色列的復國故事，究竟應該怎樣與主耶穌死後升天的故事連結呢？當知道，所有使徒都是浸淫在地上重建以色列國之傳統下成長的。如今，他們必須重新回望與重述 (retrospectively re-narrate) 舊約各段經文的意義。可以想像，這種故事的重寫，殊非容易，甚至是極度困難。處理得不好，教會未成立就可以已經四分五裂。試想，每位使徒都是一位「性格巨星」。他們又已「拿正牌」，有足夠權威去自立門戶，豎立他們自己理解的「耶穌教」，制定他們的「政教關係」，定準舊約經文的新意義。神帶領的合一教會，怎麼可能？

古代近東政權，包括羅馬，都可算是一個龐然大物。作為大台，她們掌管歷史故事的編寫，人民的故事都由她所主編。既是這樣，十架酷刑的結局，理應足夠去到阻嚇人去到跟她們對抗。然而，以色列人並未因此而放棄復國的盼望。儘管他們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他們仍然再接再勵，屢敗屢戰。他們其中一個動力的來源，就是一種彌賽亞快將降臨的期望...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值得感恩的是，在最近十多年，不少來自兩派的學者，都開始聆聽並考慮另一方的觀點。 例如，「傳統派」的學者 馬可．沙菲 (Mark Seifrid) 就指出，「傳統派」將「稱義」與「成聖」截然二分的處理，是值得商椎的。

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的確是基督教神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意思大概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經揀選了那些人將得救，甚至是那些人不會得救 (double predestination)。這樣，出賣耶穌的猶大或許就是其中之一。若是這樣，猶大就不單是一個「悲劇人物」 (tragic figure)，甚至是上帝救恩計劃的「受害者」(victim)。這種救恩，我還應相信嗎？ 其實這教義在聖經中也的確有一些基礎，主要來自於《新約》的一些經文。例如： 1. 以弗所書 1:4-5：

耶穌十架的故事，不單得不到羅馬人的欣賞，聽在大部份以色列人的耳中，亦是吃力不討好。以色列人於第二聖殿時期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可以說是錯綜複雜，恩怨情仇，千絲萬縷。亡國幾百年後，馬加比王朝的復國雖曾帶來盼望，但及後的內戰、政治與宗教權力的混雜，派系之間不斷的鬥爭及仇恨，都叫以色列人再次陷入迷失...

因著認識敘事神學，隨之而來明白對於認識故事投射的世界觀並讀者是否願意全程投入故事世界之中，容讓故事與自己的舊有故事「相撞」、更新與重塑存在著一個持續並動態的挑戰，正因如此使信仰能夠更立體地與人的生命結合、更新並重新詮釋。

"On the contrary, repented and turned by the Damascus-road experience, the story of Paul intervened by the story of Christ. This resulted Paul deliberately wrote the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 Church, attempting to reveal his story to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