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神學

要知道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第三個意義來源，我們必須認識猶太人在兩約之間，是一直如何使用這個字。打開《七十士譯本》，我們就會發現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不單關乎另類的生活方式，或效忠城市憲章的公民意識。根據猶太人的傳統，πολιτεύομαι 更是一個具有「神權政治」 (theo-political connotation) 內涵，結合天與地的見證行為 (act of testimony)。始自主前第二世紀，每逢遭受外敵的侵犯，猶太人就常用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去表達他們在逆境中，仍舊決意堅守摩西律法，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當外敵視他們的忠誠為自討苦吃，是「信得太迷」；個別的猶太人卻不退縮，並以此為他們的「以色列群體身分」 (collective identity of Israel)。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創世紀六章記載的洪水之所以來臨，是因為當時的世界生態已經變得不宜居住。之所謂生態，不單是指自然生態，更是指當時人的道德及屬靈生態，已經壞到一個極度惡劣，甚至可以用邪惡去形容的程度。當大地受盡人的摧殘，洪水正是人種之因所得的果...

1. 引言 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提到：「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和》。乍看之下，這段經文似乎在教導信徒要在不信的世代中為主發光，以生命見證福音。不過，不少學者都留意到這段經文其實暗引了但以理書十二章3節：「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和》，但大多沒有著墨這暗引如何影響對腓立比書信息的解讀，亦沒有闡述但以理書的故事與保羅為主受苦見證之間的關係。例如：馮蔭坤：《腓立比書》，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5），頁283-284；Gordon Fee,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246-248; John Reumann, Philippians, AYB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當「天啟派」的保羅以為自己已經「升到天上」，「極端派」 的保羅卻堅持「留在猶太人的地土上」。「極端派」又名「在猶太教裡的保羅」(Paul-within-Judaism)，反對「傳統派」及「新觀派」視保羅為反猶太教，或視教會為取替聖經裡以色列的身份。 他們高舉保羅的猶太背景，認為所有其他的派別，都犯了時代錯置的錯誤，以後世的基督教的思想讀入第一世紀的保羅 (anachronistic Christianization)。 在他們眼中，上主給保羅的召命，是叫他成為「非猶太人的使徒」(an apostle to non-Jews)。 保羅寫的信，全都是為了基督的外邦跟隨者而寫的，故此我們不應將他對外邦人的處境性勸勉，系統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甚或看之為針對猶太教。 保羅從未要求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保羅以及其他猶太人 (Judaeans)，在跟隨基督之後，仍然維持他們猶太教徒的身份，並繼續持守摩西律法各樣的要求。 簡單來說，保羅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 極端保羅會這樣說：「我是猶太人，我不是基督徒！」

如果耶穌想多些以色列人跟隨祂，祂不應該死在十字上。這種救恩故事跟猶太人的主觀期望(mimesis1) 有太大的出入，不能迎合大眾的期望。祂雖然不是來廢掉律法，但祂卻對猶太人的 「命根」 (摩西律法)，作出了很不一樣的詮釋。從敘事的角度，耶穌的彌賽亞故事，跟當時大部分以色列人理解，確實出現了嚴重的衝突。面對耶穌這種「堅尼地」的福音 (mimesis2) ，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部分以色列人，都難以接受耶穌就是他們期待已久的彌賽亞...

要知道保羅正在怎樣演繹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政治效忠」範式，我們要進入第二個解釋這字的角度：「軍事對抗性」(military resistance)。為此，我們要分析一下 腓三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πολίτευμα)」」的詮釋框架。籠統地說，起碼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軍事領土防禦」，第二種是「做個優質好公民」。

敘事神學之特別可歸因一個字：「敘」。現代主義及中古世紀的神學框架，否定故事及比喻在理解真理上的角色，將它們貶抑成一種「裝飾工具」。人只是裝載上帝教義的Hard disk (被動接收者)，講道或查經講的故事或例子，就只是一種 Rhetorical 的潤飾。「敘」既是出於人，當我們明白了那個「柏拉圖背後」的真理命題後，我們就可以扔掉那個故事或比喻。這種聖經學習模式跟兒童主日學及初信栽培是絕配，因我們都想找一個transferable concept，方便「帶走」及應用。 活在今天這個沒有一個大台，只有無數記者的世代，我們必須更新敘事在我們生命裡的角色。純客觀理性的系統神學框架有一個危險，就是漠視了神子民在領受啟示時的積極角色，「鏟平」了聖經裡種種信仰傳統的革新與爭議，忽視了周遭社群對同一事件可以有著截然不同敘述，削掉聖經裡神子民所面對的張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十字架這個符號的意義。

我們各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去解讀腓立比書，特別是一章27節的 πολιτεύομαι。一章27至30節既屬同一個句子，保羅在28至30節的論述，就自然成為我們解說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關鍵部份。然而，寬恕我講一句狂話：差不多所有中英文《聖經》譯本，都解錯了腓一28。原因是他們誤解了一個保羅不常用的字：ἔνδειξις，以致未能察覺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張力，以及腓立比書的整體信息。

前幾天，與幾位相識廿五載的大學同學聚舊。聽到一位提到，十個基督徒家庭，有九個都在計劃移民。聽到後，心裡忐忑。念昔日耶城，看今日香港，敘事寫我心，神話塑身分...

進入輔導室之前，我意識到有件事情讓我感到很憤怒，但我內心又有很強烈的矛盾，不斷否定自己的情緒。我大概認為自己不應該生氣，生氣是錯的。在輔導的傾談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成長原來一直在「期望」和「失望」兩個極端遊走。我會形容自己情感太豐富，對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著期望和忠誠，可惜這些關係最終帶給我失望和挫敗。我對事物都很有理想，也有一定的要求，我試過不斷努力追求，但很多時都是徒勞無功。很多很多的不滿足，令我活得不快樂。歸根究底，害我在期望與失望中不斷徘迴的始作俑者，是我 –– 我裡面太有情感。若不是我太有情感，對很多人和事滿有期望，就不至於失望吧？不得不承認，我這個人頗討厭...